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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章 河南的土地改革


  明朝中叶以来,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,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。

  宗室诸王、勋戚、太监通过“乞请”和接受“投献”等方式,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,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。

  这其中河南一带因为藩王数量极多,占有土地最为广阔,即便如开封的周王,号称为“贤王”,但他兼并土地的结果,还是造成了“田产子女尽入公室,民怨已极”的恶劣结果。

  所以河南时人所言:“中州地半入藩府”,“惟余芳草王孙路,不入朱门帝子家。”

  这之中,并没有夸张的成分。

  万历皇帝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,占田四万顷;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。福王不消说,最为知名,福王府虽然早在崇祯十四年就被闯军抄没,但福王所占据的田产,直到大顺军完全控制河南以后,才逐步清算干净。

  除此以外,一般所谓搢绅之家,也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,巧取豪夺,兼并大片土地。就每一户来说,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、勋戚、太监的占田数。然而,他们人多势众,在各地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。

  崇祯初年的河南巡按毛九华就曾经上言过,“势豪之家,仆隶多至数百,奸民乘势投献,百姓受其鱼肉。”

  河南土地的兼并情况因此极为严重,再加上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,大多数都被层层转移附加在了底层民众身上,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。地方官吏为了足额,采取一户逃责令九户分赔,九户逃则勒逼一户独承的政策,这样就更加加剧了流民的逃亡潮。

  因此河南过去数年间的大饥荒,的确是受到了天灾如大旱和蝗灾的影响,可是人祸在其中起到的恶劣作用,丝毫不下于天灾,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  早在李自成于开封建政之时,大顺军就已经在牛金星的着手下,对于河南的土地、农田、生产状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。

  但是由于时间比较短暂,牛金星所做的工作,主要是将河南各家藩王占据的田产抄没为大顺军的军屯田,同时推行借给一般流民耕牛、种子的办法,引导流民开垦荒田、恢复抛田。

  而李来亨独掌大顺政权以后,首要的任务就是完成牛金星未尽的土地改革大业。

  他早早就借着大婚名义,将富有土地改革工作经验的白旺从德安调来开封,不久又让白旺兼任户部尚书和营田院总裁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务。

  跟随白旺来到河南的,还有一大批在湖广营田改革中获取了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官员。过去他们在湖广推行营庄制改革时,往往因为大顺军的军力尚不强大、搢绅之家反对激烈、基层官员人力有限等种种因素,不能将营田新法彻底推进下去。

  可是如今在河南,大顺军的军力相较于官绅武装、地方土寇武装,已经占据了空前巨大的绝对优势;一般士绅即便反对大顺改革,也因为清廷在北方推行剃发令的缘故,无法引东虏为外援;李来亨从湖广调来大批富有工作经验的基层官员,也使得河南的营庄制改革,在一开始便拥有了较为充沛的人力。

  如此种种优势条件,自然就令李来亨在河南复制“湖广模式”的努力,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进展。

  当然这也同白旺的努力分不开关系,自从九月白旺到达开封以来,这段时间他就带着营田院的官员到处下乡踏勘荒田,一如他过去在湖广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作风。

  在明代,卫所屯田和世袭职田都是禁止流通的国有土地。但因为但因为屯军逃徙隐占失额多,卫所世官却基本固定,所以卫所屯田往往被世袭军官侵占,作为军官俸田的职田也高度集中于少数位高权重者手中。

  所以名义上作为国有土地的屯田、职田却成为了最糟糕的一种土地所有制。世袭军官们还给这些土地上的农民加编了卫所军舍丁差,这样,就不仅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,还使他们的身份由相对自由的佃农重新变成了卫所军事农奴,使他们遭到了额外的超经济剥削,在沉重的地租外,又需要负担其极重的徭役等等劳动负担。

  此时的河南,卫所屯田和职田的逃亡、抛荒情况,比起一般性质的土地更为严重。根据营田院的统计,河南全省范围内约十分之九的屯田、职田都被抛荒,“军丁逃散"、屯田荒芜、屯租拖欠的情况极其严重。

  因此李来亨决心参考湖广模式,以及罗汝才在关中曾经采取过的办法,彻底废除卫所屯田和职田,将各卫所完全归并于州县,并废除屯田科则,即便是由大顺军士兵耕种的军屯田,也按照民田赋额征收。

  此外,随着营田制改革的推行,就像过去在湖广的情况一样,因为佃农从大土地所有者私人支配的农民,转变成了受到国家直接管理的农民,他们得以避免了士绅地主的超经济剥削,不需要在担负佃农地租的同时,承担种种为士绅地主做长工的额外剥削。

  如此,一般佃农就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,他们就得以有更多精力专注于精耕细作,改良自己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和方式。

  不过对李来亨政权而言,使底层农民拥有更多农闲时间,最大的优势当然在于营田院和工部可以更方便地征发农民修缮水利……

  也就是说,李来亨的目的,实际上是将士绅地主个人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,转化为国家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。

  佃农们从此不再需要跑到士绅家中,帮大地主们修房子、做家仆、当长工了,而是转而为大顺政权修缮水利设施、进行民兵的相关军事训练、甚至是在必要的时候直接作为民兵参加战争。

  夫国之大事在于农,中国农业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,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,极度以来中央政权的妥善治理,如果政权忽略灌溉或排水,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。

  河南连续的大旱,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明廷无力修缮水利设备造成的。

  以黄河来说,明代原来定有“三年一小挑,五年一大挑”的疏濬制度。万历以后,“凡大挑、小挑之费,俱入上下私橐”,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,河堤“连年冲决”。

  水利失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,所以崇祯年间一有气候变化的情况出现,马上就会立即产生了可怕的流民潮。

  河南之大饥,不仅于天灾,更在于人祸。

  水利设备的荒废,便是其中极重要的一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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